“父亲总说，1938年南昌城郊的那几十辆车，是载满上海人民的心意去的。”坐在洒满阳光的客厅里，叶进明之子叶云晓指尖摩挲着父亲写的回忆录说道。叶进明是上海煤业救护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老照片里他站在卡车踏板上，目光坚毅，正要率领队员奔赴淞沪抗战的前线。车上装载的不仅是药品和物资，更有集体参加新四军的上海煤业工人和爱国人士。这也是上海人民对这支新生抗日武装最早、最具规模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在整个抗战时期，上海虽硝烟弥漫，却凭借其发达的工业与商业网络，成为连接沦陷区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枢纽。而那些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的运输队伍，恰似一条条隐秘而坚韧的血脉，默默支撑着民族的抗战脊梁。“父亲去世前花了五六年时间，尽力把那段历史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叶云晓推了推眼镜，语气平静却深沉，向记者讲述起这个融合勇气与智慧的传奇历程。
1938年煤业救护队的卡车在皖南运送新四军的路上（左为叶进明，右为罗志诚）（受访者供图）
弹坑路上的“输血”传奇：20多辆红十字卡车闯火线
当淞沪抗战的炮火沿着苏州河岸蔓延，炮弹的轰鸣声震得沿街门窗嗡嗡作响时，天津路与浙江路交叉口的上海煤业公会本部，却成了一片与前线截然不同的忙碌景象。这里不仅是救护队的总指挥所，更是乱世中的一处避风港，设难民收容所和伤兵医务站。上海煤业救护队——这支由中共地下党秘密领导、以煤业青年为主体的战地服务团，在“八一三”抗战爆发当天即投入前线救护。
“当时上海就像个‘中转站’，一边连着沦陷区，一边连着根据地。”叶云晓回忆着父亲生前讲述的细节，语气中满是敬意，“那些隐蔽运输的队伍，就是在枪林弹雨中硬闯出一条路，没他们，很多物资、人员根本送不出去。”
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与外贸港口，上海即便在沦陷后，仍凭借租界的特殊地位与完善的商业网络，持续生产和募集着前线急需的战略物资。然而，彼时的上海租界与火线之间，像隔着一道无形的铁闸——“寻常车辆想穿梭其间，轻则被扣查，重则遭炮火轰击。”在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刘鸿生的支持下，救护队的20多辆卡车全部悬挂上红十字旗帜，更名“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煤业救护队”，才得以畅通穿梭于火线之间运送伤员和慰劳品。
1937年9月至11月，随着战线西移，救护队驻前方大队部随87、88师逐步撤至南翔、昆山一线。“每晚卡车在弹坑路上颠得像在浪里行船，去罗店、宝山救了伤员，凌晨再拉回昆山医院，简单处理下又送重伤员去火车站前往后方。”在前线的日子里，忍饥挨饿是常态，夜不能寐更是寻常。炮弹碎片划破衣衫、敌机轰炸炸伤的队员不在少数，可没有人喊苦，更没有人退缩。相反，越来越多的上海青年主动加入队伍。
在上海煤业救护队筹建的日夜中，上海各主要煤号无一缺席：经理们伏案清点仓库，筹集物资，积极联络各路爱国人士；运煤工人放下肩头的煤筐，转身钻进车间检修卡车、打磨收集来的武器；每个队员都亲手缝制童子军服式的制服，针脚虽不熟练，却缝进对前线的牵挂。深夜，涂着红十字的卡车从上海各个商号驶出，汇成奔赴战场的车流，煤业救护队的卡车司机们最清楚这些物资的分量——这座城市的煤业版图，此刻正化作支援抗战的“造血机器”，以点滴力量汇聚成磅礴的救国洪流。
救护队集体参加新四军后部分队员的合影，（左一）叶进明，其中叶梧影（左三）、洪德生（右二）、董纯道（右一）都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受访者供图）
榕树林里的生死转运：分散在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员快速集结
1937年底，汉口新四军军部的灯光彻夜未熄。一个关乎军队存亡的难题正压在首长们的心头：如何将分散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员集结到安徽岩寺？“游击队打了三年游击战，早就弹尽粮绝了，有的队员带着枪伤，破单衣没法御寒，哪还有药品粮食？”，叶云晓的声音沉了下来，“而且沿途的军队像饿狼盯着猎物，稍有不慎，游击队就可能遭遇不测。要把他们安全快速集结到安徽岩寺，难啊！”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上海煤业救护队带着二十多辆卡车从沪上赶来——车身上醒目的红十字在乱世中格外耀眼，队员们身上的“中国红十字会”证件与制服，更成了能抵御盘查的“护身符”。这抹红色，像暗夜里突然亮起的火炬，瞬间照亮了游击队员的集结之路。
新四军首长当机立断，将这份关乎建军成败的重任交到了上海煤业救护队手中。队员们随即兵分三路，如三支利箭射向八省大地：忻元锡带队，疾驰湘赣边区、粤赣边区、闽赣边区及闽西、闽南等地；王公道带队，挺进湘鄂赣边区与赣东北边区；陈昌吉则带队奔赴闽北、浙东区域。三条路线，十队人马，车轮滚滚不停歇。一批又一批游击队员安全抵达岩寺，组成了新四军日后驰骋敌后、抗击日寇的核心力量。
“为了绕开南昌的严查，车队专走小路。”叶云晓比画着路线，“从东乡的田间穿过去，再沿婺源的山路进皖南。到黟县时天还亮着，只能躲起来等天黑，等夜色全下来了，才发动卡车冲过屯溪检查站，车灯照着路往岩寺跑。父亲说，那时候只想着快点、再快点，别出一点差错。”
叶进明（前车踏板站立者）率领上海煤业救护队开赴前线。（受访者供图）
皖南参军潮与沪上支援流：“隐形动脉”的双向回响
短短两个月间，救护队在上海争分夺秒，悄然完成了一场关键采购：价值上百万元的物资堆满了临时仓库，既有维系伤员生命的药品、御寒的布匹，也有日常所需的颜料、五金，更藏着印刷机、印钞纸这类支撑根据地运转的“硬通货”。随后，他们租下一艘中型货轮，凭着周密的谋划，以正常报关为掩护，将这批沉甸甸的军用物资稳稳运抵苏北斗龙港，再辗转送到了新四军军部。
“任务一完成，不少队员就脱了红十字制服，换上新四军军装。”叶云晓的语气满是自豪，“这可是上海人民给新四军的一份厚礼，不只是送物资，还送人力。那时候初中毕业都已经是很高的文化水平了，五百个有工业技能、有文化的青年工人加入，把部队文化结构都改变了，还在沦陷区和根据地之间，架起条‘隐形动脉’。”
队员们被精准分配至新四军司令部各处室、总兵站六大分站，成了部队后勤体系的“核心齿轮”。叶进明的回忆录里清晰记载着他们如何灵活地根据任务需求调整身份：“须要公开的，如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领取经费弹药即用兵站的名义；必须隐蔽的，如接运上海人民和地下党捐助新四军的物资则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义；凡能通公路的地方，充分运用救护队的力量；不能通车的地方，就由兵站执行任务。”救护队以此原则穿梭于明暗之间，凭借智慧与随机应变，确保了后勤补给线在任何艰难险阻下都始终畅通。
这条“隐形动脉”很快成了双向奔流的通道：1938年底到1939年初，“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两次避开层层关卡，从沪上辗转抵达皖南。慰劳团成员亲眼见到新四军将士的艰苦与赤诚，许多人当场脱下长衫、放下笔杆，执意留在部队参军。而他们带回上海的，不仅是根据地的捷报，更是将士们浴血的细节——鲜活的故事让新四军的形象在上海民众心中愈发清晰，民众的支援热情也愈发高涨。更重要的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周密安排下，慰劳团还悄悄将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募集的急需物资藏在行李中：能防蚊虫的蚊帐布、治疗疟疾的奎宁、预防疫病的疫苗，还有当时罕见的消炎药白浪多息宁，这些“救命物资”跨越山河，成了前线将士的“雪中炭”。
与此同时，上海地下党也借着这条“通道”输送力量：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满怀救国热情的青年学生，还有上千名在沦陷区难以安身的难民，在“红十字会疏散难民垦荒”的合法名义掩护下，先集中到温州，再避开国统区的巡逻队，安全抵达新四军驻地。这些带着知识、信念与希望的人们，既充实了新四军的战斗力量，也为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注入了新活力，让部队的群众基础愈发牢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物资转运变得愈发艰难。但那些曾经穿梭于烽火中的卡车、那些藏在货物里的信念，早已在历史深处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其意义远不止于对新四军人力物力的支持，更深刻印证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艰难时刻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采访的最后正规长沙配资平台，叶云晓语气沉重，一再强调——正是这些经由“钢铁动脉”输送而来的宝贵“血液”，让抗日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也让上海在连天的炮火与牺牲之中，始终挺立着一座城市不屈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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