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定调本年度工作：经济增长目标预计在4.5%-5%左右，并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社零增速3.7%，固定资产投资多年来首次下降财富之家配资平台，CPI指数持平，PPI下降2.6%，“供强需弱”仍然是我国当下经济循环的突出问题。
“内需不足”与“消费不振”对经济的影响应该如何理解，政府又应该如何施策？在本期访谈中，冯志轩从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强调了我国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受发展阶段转换时期需求结构转变快于生产过程调整的综合影响，绝对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独通过提高消费解决；必须通过政策的组合拳，让整体经济循环起来。
冯志轩指出，需求和供给、消费和投资之间，并非线性的、静态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处在复杂的动态平衡之中，无法分开考量；单一指标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往往是双面的。就消费不足而言，考虑到当下中国企业受困于同质化的价格内卷，对成本的敏感度极高，单纯寄望于“提升劳动者工资”可能带来明显的生产性投资下降，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相反，调整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升级、改善竞争格局等等，则是必要的治本之策。
另一方面，中国依靠提高生产率而非不平等交换在国际市场上建立的商品价格优势，间接保障了国内居民的货币收入与实际消费水平的匹配性，并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了必要的“集体消费”。在考虑消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上述种种因素，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冯志轩认为，在当前阶段，当务之急是避免陷入“需求降低-利润降低-投资/工资降低-需求更低”的恶性循环。因此，应当激励地方政府扩大支出，特别是调整支出方式、改善财务结构，并重视国有企业投资带动需求链条、创造总需求环境的重要作用。通过宏观政策的综合治理、长远规划，提高经济的总体利润率，形成良性互动。
本文为文化纵横原创访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近几年，在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中，内需和消费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许多人将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归结为内需和消费不振，相应地，也将解决当前种种问题的出路放在提振内需和消费上。但关于消费和内需，学界和媒体上存在一些不同观点，甚至存在一些想当然的简单推论，或者似是而非的模糊说法。首先，想请您在理论上总结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怎么理解消费和内需在经济增长/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内需与供给、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
冯志轩：讨论内需之前，在理论上首先要讨论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去讨论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最后才能讨论消费和内需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相比其他理论，政治经济学特别注意在什么样的抽象层次、什么样的语境中，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一些看似比较一般的道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呈现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供给和需求，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其基础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二者处在同一个经济循环过程中。生产制造出消费的对象，也限制了它的范围，生产本身还创造了消费的需要；在消费过程中，人作为生产要素、作为劳动者被再生产出来，再次投入生产过程。当然，这种抽象理论的适用环境很一般，它的好处在这里，坏处也在于这里。就像我们说如果数学模型的假设很少，那么模型的一般性就很强，但结论的针对性往往就不够强。
供给和需求关系真正起作用的条件是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货币交换。政治经济学总结市场经济运行过程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基本逻辑，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每个生产者生产的东西不是给自己用的，而是为社会中的其他人生产的，因此生产者处在社会分工之中，生产者的劳动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劳动；但是，生产者在生产的时候，是根据自己预先拥有的想法、信息和自己的利益进行生产，因此它也是一种私人劳动。人们事先并不知道社会上到底有没有人需要或承认自己的劳动，只有成功地将私人劳动交换出去，它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这个交换或“承认”的过程，是借由货币完成的。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本身是一种社会的承认：我能交换到货币，那我的私人劳动就成为社会劳动；如果交换不到，那就不是。也就是说，掌握货币，实际上等于掌握了定义什么是被社会需要的东西的权力；反过来，拥有货币也就能够支配社会的劳动。
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我想要说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并不是某种直接的需要，而是有货币购买力支撑的需要。所有的需求本身都是一种从货币出发的概念，是由货币支配的。货币在谁手里，货币的支出遵循什么逻辑，会对生产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在这里，供给和需求就不再仅仅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了，分配和交换也进入了这个过程。这是一个不对称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觉得买东西相对容易，卖东西却很困难、不确定性很大。货币变成商品，是从一般性的东西变为特殊的东西，因此比较容易；反过来，卖东西却是从特殊变成一般，就比较困难。一言以蔽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需关系中，需求极为重要。货币由谁掌握，又与更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有关，比如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其他一些基础性的生产关系。
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类型。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市场经济，是以利润为导向、以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货币的运行受资本调节，后者本身是逐利的，货币增殖变成了资本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循环会发生变化。资本必须先将钱投入生产，劳动者才能拿到钱进行消费，政府也才能够在生产过程结束后征到税。也就是说，资本成为了推动货币流动的源头，很多其他拥有货币的主体是依赖资本对货币的支出而获得货币的。资本本身追求的是利润，因此，能不能通过将货币投入生产使其增值、提高利润率，就成为需求的核心。换言之，决定一个社会中的需求相较供给是否充足的核心因素，就是这个社会的利润率是否足够高，能否刺激资本进行投资与生产。
政治经济学虽然经常讲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但它的本质不仅仅有劳动者的消费需求狭窄，购买不了社会中生产的产品这一个逻辑链条；其背后更重要的逻辑是投资后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无法出售，最终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使资本家不愿进行投资，弥补不了消费不足的缺口，进而引起整个社会需求的下降。当然，现实中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需求不足，核心都指向利润率的下降。这也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的脆弱性：资本在追求利润率的过程中，本身会侵蚀原来的高利润率基础。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中，需求是影响经济运行的更直接的因素。另外，在讨论中国时，我们常说它在相对落后的阶段主要受供给的约束，在发展起来后则主要受到需求的约束。但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我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制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生产能力孱弱的同时，自身的需求可能也有很大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考虑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这也可以被称为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严格地说，扣除掉维持简单再生产所需的产品后剩下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剩余产品”。从一般的、静态的角度看，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投资，都会占用剩余产品，二者之间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我们才会强调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但是，动态地看，如果把剩余产品投入生产当中，会形成更大的生产规模和更高的生产率，又会在未来产生更多的剩余产品，也就带来了更多消费的可能。因此，积累和消费的所谓“取舍关系”，出自一个静态的视角，如果用动态的眼光看，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消失了。
经济学上有一类“大道定理”，这些定理的作用是描述一个经济体宏观上实现各种目标的最优路径有什么特点。关于这类定理，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现实中我们从A地开车到B地，直线距离是最短的；但地理上的最短，不一定是时间上最短的方式；真正最快的路径，可能是走最近的高速公路——我们去往各种目的地可能共用的都是一条高速公路。在经济发展中，满足一定的高水平积累，就是沿着这种高速公路或者“大道”在前行。
再进一步，在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就更进一步变化了。如果利润率更高，投入的资本就越多，货币也就能越顺畅地流动到其他主体手上，最终使消费能够实现。换言之，消费多多少少是取决于投资的，在这种环境下，消费本身是维持资本积累和投资的一个环节：一方面通过购买商品，消费需求让商品顺利售卖，实现了投资所形成的利润。另一方面，这样的消费也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条件，生产出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会的利润导向逻辑越彻底，消费就越服从于投资。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回来讨论需求和消费对于增长的影响。对于需求和增长的关系，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是要说明，市场经济本身是受需求牵引的，只有在需求顺畅的时候，经济才能增长。其中，又有许多非常具体的机制。第一，需求充足的时候，商品的销售与资本的周转会比较顺利，利润率会维持得比较好，投资会增加，积累水平也会提高，经济增长就更快。第二，在需求充足的情况下，生产率的进步速度也会更快，因为投资充足，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更容易发挥。第三，稳定的需求本身也会提高基础研发的速度和水平。因为利润率高、市场稳定，研发的资金充足，特定方向上研发的风险较小，容易带来长期的大规模投入。一言以蔽之，充足的需求，恰恰是市场经济能否良好运行、促进增长的基本表征。
再来谈谈消费和增长的关系。首先，消费是影响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很直接的逻辑是，消费和生产要符合一定比例。如果生产增加而消费需求跟不上，就会影响厂商的利润率，进而阻碍投资，造成更多问题。
接下来，如果再进一步深入消费内部，涉及政治经济学中对不同消费的区分，也就是“基本品消费”和“非基本品消费”。这不是在区分这些东西是不是奢侈品，而是在区分某种消费是由工资还是利润支撑的——用一种不严格但是利于理解的方式来说，如果一种消费实际上花费了公司的利润，那么它就属于非基本品的消费。这种消费一方面提供了部分需求，比如当企业积极性不那么好，利润率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需求的时候，奢侈品、广告、其他各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就能以非基本品购买的形式填补一部分需求，有一定的促进增长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实际上把社会中用来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资源用在了消费上，因此对未来增长也有很大的抑制作用。如果某种消费本身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支撑的，那就是一种基本品消费。在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中，劳动报酬本身是消费的来源，也是企业的成本。提高劳动者的报酬，能够提高需求，但同时也提高企业的成本，降低利润率，进而可能会降低投资。
因此，消费能不能提高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主要看我们提高工资、促进消费之后，上述两个效应中哪个的占比更大。这又取决于两个问题：一是企业的投资对利润、成本、需求的敏感程度；二是劳动者整体上愿意拿自己生产的东西中的多少去消费。一种需求本身会形成进一步的需求，就像工人的消费支出会形成商品的购买，这些商品的购买又会形成其他人的收入和消费，这样不断传递，最终会形成乘数效应。一般而言，劳动者的消费比例越高，乘数就会扩大。所以劳动者消费占收入的比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个人认为的需求和消费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逻辑。
文化纵横：从经验上看，在消费领域，很多人观察到了相互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很多企业确实面临销售和收入下降的压力；另一方面，在旅游、文化等消费方面又经常能看到非常火热的场面。怎么解释消费领域的这些矛盾现象？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消费不足的问题？
冯志轩：消费不足本身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一般来说，这其实说的是消费的不景气是否导致了“总需求不足”。要分析是否存在消费不足，我们首先得区分是什么样的“消费”不足了。如果是非生产性的奢侈品消费，虽然它确实可以提高总需求，但对经济增长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因为这意味着投资不足，浪费了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潜力。而且，与基本品不同，非基本品领域的技术进步很难提高利润率、提高增长，因此一旦社会投入大量资源去生产和研究它们，对经济的整体贡献是很弱的，最终会导致很大的问题。
如果讨论基本品，即由劳动者的收入支撑的消费，首先就要讨论收入。现在有一种很高的呼声，认为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劳动者收入不足。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但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不是只要涨工资就万事大吉了。因为现实中的收入分配，是由更深层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或者说收入分配比例往往是个内生变量，通过政策直接调节是很不容易的。比如，技术进步后，机器或AI替代了部分劳动，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结构；再如，产业结构中重化工业和服务业各自的比重，劳动力聚集在大城市还是分散在不同地方，等等，都可能影响收入分配的格局。
其次，依靠收入增长提高消费需求，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定量研究，发现整体来说，当下的中国企业，对成本比较敏感——工资就是影响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因素；对宏观经济需求的波动，相对来说则没那么敏感。也就是说，虽然提高工资对提高总需求有正面作用，但因为企业对成本敏感度很高，它降低的投资会更多，最终使得负面作用压过正面作用，反而不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个矛盾是切实存在的。
那中国企业的这种敏感度差异是怎么形成的呢？一个原因是现在的“内卷式”竞争，企业的同质性很高，只能在降低价格的赛道上比拼，此时工资成本高一点或低一点，对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中，固定资产占比更大的重工业相对较多。最典型的比如钢铁产业，一旦高炉开起来，就不能随意关掉。无论市场情况好坏，重工业企业都需要维持生产体系的运转，如果完全停工，损失会更大。因此，它们对市场需求的波动就没有那么敏感，价格低的时候，库存虽然多一些，但该生产还是得生产。
所以，涨工资不一定能够提高增长。仅靠良好的愿望和简单的政策，不足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通过逐渐改变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竞争格局去调整。单纯发福利、涨工资、促消费的手段，其实和西方很多为了争取选票而提出的民粹主义纲领类似，反而有可能事与愿违。
除了收入以外，消费是否充足还涉及人们拿收入中的多少去花、花到哪里的问题。近几年大家都注意到，中国居民的存款增速很快。消费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需要一定的具体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建成环境”。比如，大家想要去旅游，那首先得有一个目的地；想去买车，需要水泥路面。这几年房地产不景气，它对需求的影响不仅限于房子，因为只有有了房子，大家才会去装修、买家具、买家电，甚至也会影响房子周边的道路和配套建设。
除了空间，还有时间的问题。很多服务性质的消费，与生产过程是重合的，只有我们到了那个场所，对方才可以开始生产，我们也才能开始消费，这个过程就需要一些时间。但如果大家现在都没有时间，那即使有了收入，它也很难转化成这些服务性消费。
消费本身的种类也很重要，因为一个需求背后可以衍生出很多需求。有些需求，比如房子，它背后的产业链很长，能带动非常多需求：建筑、建材、装备制造业、采掘业等等。但其他一些新业态，链条目前可能还没有这么长，因此当消费流向这些行业的时候，创造的消费需求相比其他的就会少一些。
最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正在转换，它的需求结构也在相应发生转变，以前大家消费的东西，现在可能不消费了。需求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货币支出方向的转变，可以很快发生，但生产过程的调整没有那么快，因此社会的需求结构和生产结构就会出现错位。这就会导致一部分企业的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一部分需求下降。
总结来说，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消费不足，背后牵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一些更长远的规划。
文化纵横：在关于中国经济存在消费不足的声音里，一大批评理由是投资占比过高，挤占了居民部门的收入份额，因此导致消费疲软。但消费占比高，尤其是服务消费占比高，是否一定代表居民福祉更高？比如，近两年互联网上关于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成本的讨论非常多，尤其是医疗、教育、法律等服务性消费，固然拉高了消费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但其实也给美国普通人/家庭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成本。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志轩：投资占GDP比重高，不一定意味着它挤占了消费或收入的份额。消费占GDP的比重本身只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才能够反映居民的消费水平。在跨国比较中，因为各国条件差异很大，它也并不是完全合理的指标。一方面，如果一国的消费占比是被法律、会计、财务等非生产性行业的指标拉高的，那它并不是好事情，反而可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消费整体占比高，也反映不了一国内部不同人群的消费情况和差异性。最后，极端情况下，消费占比过高，可能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偏低。比如，很多低收入国家或重债穷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很高的，因为在满足基本消费后，它们很难生产出剩余的产品，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来说，它的消费占比偏高，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制度因素，部分市场势力在社会中切了太大的蛋糕——这要随国家具体的情况讨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有一些通病。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鲍莫尔病”，讲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服务性消费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实物生产的生产率提高较快，价格会快速下降，以货币形式统计的时候，它在经济中的占比会越来越低；相应地，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较慢，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过去一个老师教50个学生，生产率提高的途径之一是现在让一个老师教1000个学生，就像以前一个工人1个小时生产一件衬衫，现在生产10件一样。这样一来，教育生产率提高，教育服务价格就能降下来，但显然人们不一定认为在教育上这是好事。因此，长期来看，服务性消费的相对价格就会越来越高，最后导致在整个系统中的占比不断提升，从而体现为更高的生活成本。
如果回顾之前我们对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的讨论，就会发现，投资占比高，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经济体的生产率水平够高，消费结构足够合理，高投资未必会挤占消费，反而能够为未来带来更多消费。
文化纵横：美国的服务消费在经济中占比过高的另一面，是它的劳动力成本偏高，换言之，服务行业劳动者的收入也会更高。大部分普通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劳动者收入和消费者生活成本之间，似乎也因此存在一种张力。我们应该如何从整体的角度，去理解、平衡这种张力呢？
冯志轩：对这种张力的分析涉及到货币和实物两个层面。在货币层面，涉及到的是劳动者的货币收入，尤其是货币收入占新增价值的份额。这个层面主要涉及的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劳动者收入提高的双面作用，即一方面它会拉高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刺激需求。在国家的经济治理中，重要的是去放大它正面作用的总体效应，降低负面作用的影响。比如，通过降低劳动时间、增加消费场景、调整消费结构，可以放大劳动收入上升带来的需求提高的效应。又比如，反内卷或一系列科技创新的政策，则能够降低收入提高的负面作用，让企业对成本不再过度敏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想办法去消解这种成本和需求间的张力，使得劳动者的收入既能提高，经济又能增长。
在实物层面，核心是要考虑劳动者的收入实际上能够买多少东西。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两个国家都生产馒头，A国的工人一天生产10个馒头，工资是5个馒头；B国的工人一天生产100个馒头，工资是10个馒头。虽然B国工人的工资更高，但平均到每个馒头里，A国的劳动力成本是0.5，B国是0.1，可见B国的生产成本并不高。因此，在更高的生产水平之下，生产率更高、人工成本更低、消费水平更高是可以同时实现的，三者本身是不矛盾的。
但许多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人工资的提高，不一定是同比例的。在发达国家的很多领域，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比中国高很多，但工人的实际消费水平却未必会高出那么多。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我觉得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两方面的机制：
第一个机制的解释需要涉及到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叫做“不平等交换”的理论。还是举那个馒头的例子，发达国家并不是一天生产100个馒头，而是只生产10个馒头，但把它卖的更贵，1个馒头卖10个馒头的价格，仿佛它们一天生产了价值100个馒头的增加值。发达国家之所以能这么做，可能与它们的产业结构、资本密集度、收入分配有关，还有市场势力与汇率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无论如何，最终的售价都高于产品实际蕴含的价值。由于相反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定价就会低于价值。最终，在双方发生交换的时候，发达国家就可以用更少的产品、更低的成本，换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产品，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落后国家的财富。
但问题在于，价格虽然可以在不同空间内存在一定差距，但“一价定律”终归还是要发挥作用的——你在国际上卖这么多钱，在国内价格也得差不多。所以，对发达国家的工人来说，他们虽然多拿了工资，但也得接受更贵的馒头。
第二个机制是，任何国家在生产过程中，都有可以跨国交换的贸易品和不可跨国交换的非贸易品，比如医疗、教育、理发等服务业。刚才说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卖东西更贵，发展中国家卖东西更便宜；换算成劳动时间，就是美国1个小时的劳动，在国际市场上可能可以换中国5个小时的劳动。这就意味着，同样获得1单位的国际货币，比如1美元，中国要付出美国5倍的劳动。在现实中，刚才说到的理发、医疗、水管维修等工作，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在当地消费。但就像“鲍莫尔病”所描述的那样，很多服务业在不同国家的生产率没什么区别。在中国理发要1小时，在美国也是一样的，而他们都只在各自的国内进行交换。既然美国的贸易品1个小时能赚1美元，在竞争、平衡的过程中，其他非贸易品行业1个小时也要赚1美元。最后就导致虽然各种服务本身没有什么差别，但在中国和在美国的价格就会差很多。这也会导致，在工资较高的情况下，美国的工人却无法获得与货币工资水平匹配的消费水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国家用汇率换算成美元统计的GDP和用购买力平价去计算的GDP之间的差别可能很大。因为后者主要衡量一国生产了多少东西，前者衡量的则是一国在国际市场上能换到多少钱。
回到最初的问题，发达国家较高的人工成本，实际是它自身在国际市场上更高的议价能力的副产品。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对很多跨国企业来说，如果能在发展中国家找到类似的工人和产业配套，那就没必要在发达国家生产。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消解高昂的人工成本和高消费之间的张力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通过提高生产率去促进劳动者的消费，让他们获得更多实际的使用价值，并通过这种方式，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力。这种情况和之前说的“把一个馒头卖出十个馒头的价格”不同，而是真的去提高生产率让每个劳动者生产出更多的馒头，它可以带来更高的实物收入，却不一定会提高人工成本，降低企业的竞争力，也就避免了在二者之间权衡。中国目前在国际市场遵循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通过提高生产率而不是通过不平等交换来获得收益。
文化纵横：关于如何衡量中国普通人的消费水平，我联想到最近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的一个观点：在中国，基于巨额公共投资建成的非常发达的基础设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基建狂魔”——实际上可以满足人们的很多日常生活需求，因此降低了居民个人或家庭在许多方面的消费支出。您怎么看？这是否意味着在考虑中国的投资、消费问题时，应该更新我们的认知范畴和框架？
冯志轩：我觉得确实如此。如果用政治经济学视角去讨论，我们可以引入一组非常基本但常被忽视的概念，也就是公共/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区分。我们过去一提“消费”，就会自然地往个人消费的方向讨论，却忽略了公共的、集体的消费。后者的特点是，它的消费对象往往不能分解到具体的某个人身上，比如平整的路面、夜间的照明，人们可以获得它的使用价值，比如走夜路更安全了，但它作为生产出来的消费资料，本身是无法分解的。
这里可以再稍微岔开一句。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中，也讨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公有资源、俱乐部物品等概念，但它的视角和政治经济学是有区别的。新古典理论大多从交换、产权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在讨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时，多是在讨论商品是否有竞争性、是否有排他性——我用影不影响别人用、能不能让别人付费用。政治经济学则很强调生产的重要性，集体消费强调的也是这类消费资料内在的使用价值是为一个集体提供的。举一个不那么恰当但很直观的例子，比如公共汽车，别管它最后到底是几个人在用，设计出这个产品就是为了给很多人用的。
政治经济学认为，集体消费本身是生产社会化——简单的理解，就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一个结果。在广义上，生产社会化是生产力进步的源泉，也是生产力进步的体现；这种联系越来越强，人们就越来越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催生出更多的集体消费。比如，如果没有现在这种规模的城市，我们自然没有必要建造地铁、城市社区或者公园。满足个体的某种需要，可以使用集体的消费资料，也可以使用私人的消费资料。例如，要一个人免于传染病，既可以采用公共卫生服务的方式，也可以让他们各自去医院付钱让医生治好——前者是集体消费，后者是个人消费。中国投资大量的基础设施，恰恰说明我们更倾向于利用集体消费来解决问题。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文化底色影响了我们的治理思路；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会制度本身便拥有更强的基层治理、资源调动的能力，可以提供更多的集体消费。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集体消费的生产率更高，也更省钱。比如公共卫生、公立教育，甚至精神文化生活的产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作为集体消费生产出来后，每个人获得它的成本会更低。通过集体消费，我们现实中获得的很多东西，可能被计入了政府的投资或其他支出中，而不是作为居民消费的一部分，这确实可能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在纸面上的占比的一个因素。
文化纵横：之前的分析基本是从国内经济发展的角度切入的。不过，这几年经济学界在讨论内需问题时，外部因素也是很重要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2025年我们的货物贸易顺差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客观来说，很多国家确实对中国强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感到了担忧；此外，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正在向全球蔓延。所以，进一步扩大内需也是为了减少外部压力，让中国经济增长更可持续。但关于具体怎么做，现在还有一些争论。比如，有学者认为要继续加强政府投资，有学者认为要直接给居民发钱刺激消费，还有认为要提高社保的覆盖范围和支付水平。您怎么看待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
冯志轩：在我个人看来，很多国家的政府或民间对中国生产能力的担忧，本身可能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从最基本的逻辑上来说，中国的产品竞争力很强，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有极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能够大范围地组织分工和市场体系——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就是实现生产社会化。在这个条件下，我们的生产效率自然会更高。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把很多产品打成“白菜价”，依靠的并不是低成本、低工资或恶意倾销的逻辑。过去，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往往通过垄断把价格提高，设置很高的成本加成率，一个馒头卖出十个馒头的价格；而中国的产品既服务国内也销往国际，它的价格是按照正常一般的利润率决定的，对比起来，就显得我们的产品很“白菜价”了。
很多国家可能会觉得中国挤占了它们的需求，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2008年以后，尤其是2020年以后，这些国家自己的经济出现了各种问题，需求本身就在相对萎缩。何况，很多时候，中国提供的产品事实上维持了很多其他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它们国内公司的利润率。前段时间有个定量的测算，讨论如果美国要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脱钩，并继续维持当前的消费水平，那美国至少要再多雇佣近1亿劳动者——这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如果搞贸易保护，脱离了中国提供的质优价廉的产品，并不会真的让它们的压力变小，反而会让它们的经济变得更差。
至于有关如何扩大内需的政策的争论，我认为所谓的“矛盾”，主要出在我们把投资和需求看成此消彼长的静态关系。如果将它视作动态的、循环的过程，那么投资和消费之间就不矛盾，政府投资和提高居民收入之间也不矛盾。在经济活动中，很多政策可能同时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权衡取舍的主要是哪个方面影响更大。但我觉得，回归最基本的逻辑，更好的方法可能是通过一些更基础、长期的政策去降低负面作用，提高正面作用。
我们现在谈到稳定需求，一般都会关注投资、消费方面的政策，但其实很多貌似关系不甚紧密的政策，比如调整区域发展格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流动、重新调整城乡关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等等，实际上都会对长期的需求格局产生影响。它们都能让某一类政策的正面作用更大、负面作用更小，进而消解这方面的争论。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稳需求”首先要注意到的是，我们的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之中，外需转向内需，内需的结构也在调整，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带来一部分需求的漏损。因此，我们要避免因为供给和需求结构性的错配，导致需求降低、利润降低，继而工资降低、税收跟着降低，然后需求更低、利润更低这样的恶性循环。既然如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以更直接的方式制造额外的需求，要让愿意花钱的人花钱，把钱花得有效率。比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思路还是给企业减税，但这只能降低企业的财务负担，不一定会直接转化为投资和需求；同理，直接给居民发钱，转化的效率也不一定高，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利率负担很重，提高收入后，许多消费者可能优先选择还贷，而不是消费。所以，我觉得更直接的方法仍然是先让政府去支出，中国政府在制造需求，尤其是公共消费这方面，承担了很重要的作用，也能为其他需求创造场景。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以及一些生产性领域的投资，对需求的提振作用可能是最大的，因为直接把这个钱花出去，就能够形成公共消费的需求，并带来一定的乘数效应。
但是，如今我国的地方政府收入有限，支出也有限。很多时候，它们会率先砍掉的部分，恰恰是公共消费的支出。因为利息的支付是刚性的，所以它们很容易拿现有的钱去还债，或者沿着固有路径去招商引资。但是，在公共支出领域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研究证明，利息支付、利润减免，对提高需求的作用是最小的。所以，不仅要激励地方政府扩大支出，还要改善它们的支出结构，更合理地规划支出。中央最近也密集地提到，要让地方政府更多地聚焦到民生支出上，这是很重要的。此外，还要通过各种方式，改善地方政府的财务结构，通过债务置换让它们摆脱过去的利息压力，激励它们更积极地支出。这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换言之，当下需要先让地方政府把需求托住，避免出现螺旋式的下降，为后续更好地解决问题争取时间。
此外，与地方政府的逻辑类似，还应当重视国有企业投资的作用。我们之前反复强调，在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中，当利润率降低后，需求也会降低，随之利润又会更低，利润和投资因此无法建立正向循环。国有企业恰好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因为它不完全是利润导向的，利润率低也可以投资，而很多国企能带动的需求链条又很长，可以创造更好的总需求环境。国有企业的这种投资，非但不会挤占其他民营资本的投资空间，反而能提高经济总体的利润率，创造更良好的投资条件，形成良性互动。
最后，回到消费的问题上。在扩大需求的基础上，提振消费的很多措施可以形成一套“组合拳”。但我个人认为，绝对不应该也不可能单独地通过提高消费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必须让经济循环起来，提高总需求，最终才能提振消费，发挥相关政策的作用。
冯志轩 |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郑涛（访）戎渐歆（整理）| 《文化纵横》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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